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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 | 华商与祖国母亲风雨同行

“凡有海水处,就有华人。”至今约6000万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经商群体比例极大。华商艰苦创业、拼搏进取,不少人在各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无论身处何方,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始终怀着至深眷恋。漂泊在海外,他们最能切身体会海外华人的地位与祖国发展息息相关,国家富强是每个海外华人的坚强后盾。

为此,近百年来,在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中,华商群体为祖国倾力付出:或毁家兴学并领导爱国抗战,或冒险回国巨额投资,或潜心研发推动中国制造转型……他们与祖国母亲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抗战胜利 

他们功不可没

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有一位从南洋远道回国的老人在天安门城楼观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4年前,抗战取得胜利时,毛泽东曾为这个老人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就是陈嘉庚

8年抗战,海外华侨贡献巨大,他们买国债,捐款捐物捐飞机,倾家荡产输财助战,有统计说抗战时期华侨的捐款支撑了当时国民政府军费的四成以上。陈嘉庚即是这些侨胞的代表之一。

陈嘉庚,出生于福建厦门集美一个渔村,17岁离家闯荡新加坡,从帮助父亲经营米店和菠萝罐头厂开始,最终成为东南亚“橡胶大王”。

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中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嘉庚联络80多个爱国筹赈组织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短短3年内就筹得4亿多元国币,并捐献大量物资。

在陈嘉庚一生的传奇中,更为人熟知的是其毁家兴学的义举。

1912年,陈嘉庚回到故乡,看到儿童顽劣,求学无门,遂决定捐资办学。1913年,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正式开学。1919年,他又认捐400万元兴建厦门大学。这个认捐额与其当时全部资产总值相当。

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陈嘉庚的产业遭遇巨大打击,他仍坚持每月支付集美和厦大两校的经费。有人劝他停办两校,他却“出卖大厦,接济厦大”。直到公司收盘无法继续,他又无偿把厦大捐给政府改为国立大学。

抗战时期,像陈嘉庚这样为国奔走的华商还有很多:蚁光炎,李清泉,陈芳明,徐四民……他们本已在当地商界颇有建树,生活富裕地位不低,却义无反顾为祖国同胞抛家舍业。正是在这些爱国侨领的带领下,千万海外侨胞团结在一起,成为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 

他们贡献了第一桶金

1978年,中国掀开改革开放的大幕。海外华人华侨华商,为改革开放贡献了关键的第一桶金。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急需资金、技术和发展经验。在世界尚对中国抱有疑惑之时,华商率先进入中国,在各领域投资实业,积极参与祖国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侨商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60%以上。更难能可贵的是,侨资企业不仅为中国引进了资金,还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就业,革新消费观念,引领产业技术进步。

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中国大陆的马来西亚企业家先锋郭鹤年,正是爱国侨商的典范。

郭鹤年于1923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祖籍福建福州。其父14岁时从福建到马来西亚谋生,后来创办以经营大米、大豆和白糖为业务的东升公司。郭鹤年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学成毕业后,逐渐继承家业并发扬光大。此后几十年,郭氏商业帝国成为东南亚经济界的传奇。

“我的心分成两瓣,”郭鹤年说。“一瓣是爱我生长的国家马来西亚,一瓣是爱我父母生长的家乡中国。”

同为东南亚的华人商业巨子,如他的前辈陈嘉庚一样,郭鹤年利用自身在商场的优势和特殊身份,为祖国排忧解难,对中国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3年,中国需要大量的原糖,而国内供给不足,需要到国际上低价采购30万吨原糖。为了完成购糖任务,有关部门找到了“亚洲糖王”郭鹤年。

当时郭鹤年手上也没有这么多糖可以卖给国家。而且,如消息公开,会让糖价上涨20%到25%。但郭鹤年仍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为国分忧。一场惊心动魄斗智斗力的商战后,郭鹤年不但成功用低价为中国买到30万吨食糖,还通过期货市场为中国赚到了500万美元。

然而,郭鹤年却没从中赚一分钱。“如果我的公司也加入其中,肯定可以挣钱。但我不能那么做。因为这样就是对中国的不忠。这样说,可能太隆重。我的原则是,即使一个普通的生意,你答应了人家,也不应该跑两匹马。”郭鹤年如是说。

在郭鹤年对内地的众多投资里,最美丽的大概是各地的香格里拉酒店,但最耀眼的却是北京国际贸易中心。直至现在,国贸仍然是北京CBD的地标性建筑,是全球最大的商务中心之一。

那是在1984年,中国想在北京建国门外大街建设一个贸易中心。当时建国门地块一片荒凉,仅有美国和日本的两个财团愿意承建项目,但都开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

郭鹤年听说后,接过这个项目,真金白银投入数亿美元。郭鹤年敢为人先,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看好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前景,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腔赤子之心。

作为最早投资中国的华商之一,郭鹤年亲历、见证乃至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对于他所起到的示范效应,多位中国领导人都表达过高度赞赏。

1990年,在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最后一次正式对外会见中,郭鹤年成为了重要的主角。邓公和他握手拍照,感谢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并说,“你和我一样,都是引路人的角色”。

郭鹤年在中国的投资历程,只是改革开放40年众多华商投资实业的一个缩影。波澜壮阔的40年改革开放,海外华商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因素也成为他们发展的独特机遇,助力华商企业壮大自身。

中国智造 

他们当仁不让

2018年1月,一款中国稻米油产品登陆日本,有媒体拍到东京市民冒雨抢购的画面。

日本拥有上百年稻米油研发的历史,外来者想分一杯羹难于登天,现在被金龙鱼“双一万”稻米油所征服。这款稻米油的缔造者,正是华商郭孔丰领导的益海嘉里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质量国际领先的国货正是华商侨资企业打造,它们吸收了世界各地同行的探索经验,又扎根于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潜心研发产品,真正东西合璧集合各家所长,推动“中国制造”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以农业领域为例,华商郭孔丰领导的益海嘉里是粮油行业科技创新的先行者,而高品质稻米油只是益海嘉里在中国首创的水稻循环经济模式中的一环。

一粒稻谷,在益海嘉里人的手里,不仅可以化身为优质大米,还可以衍生出卵磷脂、米糠蜡、谷维素、米粞粉等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还能发电、可制油、可变身绿色环保的轮胎。以全国年产两亿吨水稻作理论测算,如果米糠全部用来榨油,相当于约1300万吨大豆的出油,这等同于为国家节约了1.1亿亩大豆的种植耕地;产生的4000万吨稻壳如果全部燃烧发电,可替代2600多万吨标煤。由此可见,益海嘉里的循环经济模式不仅有利于保障国人粮食安全、也有利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

除水稻以外,在大豆精深加工及油脂加工等方面,益海嘉里也同样引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创造更大经济效益的同时,着眼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益海嘉里这种创新精神,来自于掌舵人刻在企业基因里的社会责任和远见卓识。

益海嘉里董事长郭孔丰坚信,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再过十年,中国的GDP一定会成倍增长,这会带来中国食品消费总量的大幅增长,同时对食品质量的要求也会同步大幅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他表示益海嘉里会持续加大对中国业务的投入,使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和健康安全标准达到世界顶级水平。

1988年益海嘉里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第一家油脂工厂——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开始建设;1991年,益海嘉里旗下品牌金龙鱼第一瓶小包装食用油在深圳诞生。从此,中国人的食用油消费模式逐渐改变,告别了散装的初加工油脂,吃上了经过系统精炼装在小包装瓶里的食用油。益海嘉里见证、推动了中国人的餐桌革命,从吃得饱转向追求吃得好,一次又一次为国人餐桌带来更安全更健康更营养的产品,一次又一次引领中国粮油行业突破转型升级。

而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益海嘉里也在飞速成长,已成为集粮油食品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和贸易为一体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益海嘉里的成长史,就是中国制造的进化史。有这样的侨企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中国制造”将加快进化至“中国智造”。

陈嘉庚、郭鹤年,郭孔丰……一代代华商的爱国精神在传承,他们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道路,也是数千万海外华人华商所走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更要感谢这群不在华夏的同胞们。不管走得多远,身在何处,他们总是心系故国,不忘同根同源的中华民族同胞。

他们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同样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